如何成为宏伟建筑世界上第一届博览会海德公园为你解释

水晶宫是海德公园里一座由钢和玻璃构建而成的宏伟建筑。在1851年,它是世界上第一届博览会的场地。水晶宫长1848英尺,宽408英尺,高66英尺,使用了100万平方英尺的玻璃、3300根柱子和2300根大梁。这些建材全部尺寸一致,以便预先构制。它由煤气灯照明,并首次建造了公共厕所以方便游人。最重要的是,参展的机械万众瞩目,引人遐思,甚至吸引了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子民来说,1851年世博会代表了英国的宪法、自由贸易、手工制造以及基督教的崛起。

.英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有着漫长的君主立宪制传统,议会的权力超过君主留有的权力,这体现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和经济繁荣。1848年,这个欧洲最自由主义的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在议会制的君主立体下,1867年的改革增加了男性选民数量。

除了英国,自由主义时代的其他主导大国还有法国和俄国。法国进入工业时代的速度要缓慢得多,而俄国尽管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但仍是一个与自由主义完全相反的独裁政权。1852年到1870年间的法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帝国,拿破仑三世决心通过国家的积极参与来推动经济进步。他掌权的第一年,就实施了男性普选。然而惨败于普鲁士之后(1870—1871),这个帝国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第三共和国。这是另一个自由主义政权,为了避免又出现拿破仑式人物,执政当局的权力微弱。

与英国不同,俄国一直是一个专制国家。官僚系统低效,皇权也无法触及辽阔帝国的所有角落,这是对沙皇的专制权力仅有的限制。俄国的贵族统治着农民大众。尽管经济有所发展,但俄国不像英法,没有任何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只有人数很少的中产阶级。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让许多贵族十分震惊。

但和英法实施的政治改革不同,沙皇的改革并没有极大地改变沙俄帝国的专制本质。然而,新思想和日益勇敢的专制权力反对者使俄国也发生了改变。和法国一样,沙俄帝国也不得不担心统一的德意志可能带来的后果。

1840年,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德国亲王阿尔伯特(1819—1861)。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尽管她将性生活描述为为底层的情欲让步。她在一个女儿结婚前,警告说新娘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总有些时候需要忍受丈夫的冲动,为英格兰着想。维多利亚生养孩子,仅仅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作为女王的责任的一部分。她很少在孩子面前表达爱意,对待孩子仿佛是在管理远程业务。但是女王母性的光辉洒遍了英国和她统治的诸多殖民地。

阿尔伯特思维狭隘,不善社交,不够圆滑,让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十分恼火。他在政府中溜达,心血来潮时下笔如飞地写信和备忘录,在可以插手的时候插手事务。尽管维多利亚从一开始就申明,她不需要国王就能做好女王的工作,但她对阿尔伯特的深情在英国国内触发了一些反德情绪。

1851年,阿尔伯特亲王在伦敦组织了世博会。在开场祷告中,英格兰圣公会的大主教认为英国的繁荣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相对和平不无关系。英国的特殊不仅限于此。在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之后,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曾写道:在我们身边,世界因为大国的苦难而动荡不堪……正当这样的时期,在我们的岛上,政府的道路却丝毫不受影响。我们在无政府状态的包围下拥有秩序。

1851年世博会上,600多万游客主要来自英国,也有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甚至更远。他们可以挑选1.4万名参展者提供的10万多件展品(半数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展品分为原材料、机械、制成品和艺术品几类,有实用家用物件,也有普鲁士工业家克虏伯展示的巨型枪炮。后者出现在这个展会上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展馆中许多人认定科学和工业为欧洲日后的和平提供了希望。

世博会赞颂工业时代、英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和世界蜂巢里的工蜂。世博会的商品目录册里讴歌着人类的进步……我们正执行伟大而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世博会的游客有富人,也有只付一先令的入场费的贫民,多数游客乘火车到来。

1861年,42岁的阿尔伯特死于伤寒,维多利亚悲痛欲绝。她陷入孤独的孀居生活,与世隔绝,推掉了大部分公共事务。维多利亚过了很久才逐渐重新成为一个处于19世纪下半叶大变迁中的国家的焦点人物。

维多利亚几乎不了解她的臣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她本能地反对工厂改革和下等阶级增多的受教育机会[插图]。但女王仍然是尊严体面的典范,这使得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了维多利亚时代。尊严体面在教育和当时的文学中反复强调,它是家庭和关于公共行为的严格准则的核心。但它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认为它是三名仆从;中下阶层的家庭认为是远离厨房的、可以享用早餐的起居室;下层家庭则认为是避免参加贫民的葬礼。

1851年世博会期间,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一词首先被使用,并唤起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满足和自豪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共识与资本家的商业道德密切相关,它强调在进步过程中应当自力更生,信念坚定。

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理想中,个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道德价值,与旧的委派体系中的恶行截然不同。合适的统治者应该由竞争决定,而不是由贵族的垄断或不劳而获的特权、也不是由工人阶级对在国家繁荣中分得更大一杯羹的要求决定,国家繁荣在英国中产阶级看来,是靠他们的辛勤工作创造的。

1859年,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道德信仰自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1)《物种起源》的出版后大为发展。达尔文有一位专横的父亲,他克服了长期的焦虑、自我怀疑和重度抑郁,坚定并系统地研究、分析生物的进化。他的著作大胆地认为,一些物种因为更好地适应了当下的环境,得以存活和进化;另一些则因为不那么适应而消失。达尔文作品的言外之意似乎表明:国家应该靠后站,放手让个人在人生的运动场上竞争。

这对许多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教会而言不是,因为达尔文的书说人类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从其他的动物形态进化而来,因此挑战了《圣经》中上帝七天创造世界的描述。达尔文的研究和分析是19世纪欧洲科学和宗教斗争中一项重大事件。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言论,处处包含宗教形象和相关典籍。企业家们相信,他们的成功和富有是遵照上帝意愿。许多那个时代的人坚持认为当时显著的社会和谐的原因比起经济繁荣,更多的是宗教普遍的影响力。因此,许多英国人惊讶,甚至震惊于政府1851年一个周日早晨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各教堂的调查结果。

在将近1800万英国人中,只有720万出头的人会去教堂。此外,如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个人都决定去教堂,教堂只能容下总人口的58%,伦敦的教堂只能容下30%的伦敦人。1841年到1876年间,英格兰圣公会建造了1727座新教堂,修复了7000多座旧教堂。圣公会的对手教会中,公理会教友和天主教徒将他们的教堂数目翻了一番,浸礼会教徒把他们的教堂数目增加了4倍。

英格兰教会几乎等同于英国精英阶层,它依然是自由主义改革者针对的目标。议会在1828年废除了《宣誓法案》和《市镇法案》,取消了两条重要的禁止拒绝在圣公会领圣餐的不奉国教者(非圣公会新教徒)担任公职的歧视性法律。

1854年和1856年,议会颁布的法令允许不奉国教者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但天主教徒(多数的爱尔兰移民、少数为家族改信天主教的贵族)仍面临着大众的怀疑,这也反映了英国民族特性中反天主教主义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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